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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认购积极较高，主要因为该可转债标的符合保险和大型债的配置需求。”一位债市分析人士告诉记者，一是该可转债获得AAA评级，属于稀缺产品，有利于提高整体资产配置的安全性。目前尚未退市的转债中AAA评级占比不到10%；二是大型银行转债会陆续加入“中证转债指数”且权重较高。对于挂钩指数追求相对回报的指数基金，有较大规模建仓需求；三是从票息条款看，平安银行可转债给予投资人综合票息约为2.8%，高于其他非银行可转债。

虽然搞不清楚武汉市隶属于湖北省这种行政关系，但很多同学的名字都是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各地“状元”的名号让他没来由地紧张，更让他切身体会到学习的压力。接受香港教育的施汉铭，从小看惯了繁体字，面对很多简体字时感到陌生，无奈法学专业还需要大量阅读。自认普通话说得不错的他，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也曾被奇怪的口音扰得困惑，“尤其东北口音根本听不懂”。

2017年存在类似情况。经记者核算，该公司2017年的含税收入在考虑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新增影响后，比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要多出2700万元，这同样意味着该公司在2017年也有2700万元含税营业收入虚增的可能。连续两年均有数千万元收入得不到现金流和新增债权的印证，这样的有疑点收入数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是需要企业作出进一步解释的。

在以上三种方式中，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执行不能”案件最常采用的处理形式。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规范性文件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根据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二）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四）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已依法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税收收入增速是按照名义值计算，在将GDP增速和税收增速进行比较时，都应看名义值。2018年GDP名义增速为9.7%，这样来看，2018年的税收增速实际上是略低于名义GDP增速的。王青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增值税和个税减税效应逐步显现，2018年税收收入增速呈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到年底附近累计税收增速已开始慢于GDP增速。

■本报记者傅苏颖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6月24日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总体测算，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7000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定向降准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体现。他指出，考虑到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状况、金融去杠杆的情况，包括M2增速还处于历史低位，所以这次降准释放7000亿元的准备金的规模还是稳健货币政策的体现。